鄉村教師出城記
《Anni facili》(The Easy Year)是1953年面世的意式喜劇，由Luigi Zampa執導，而飾演主角Luigi De Francesco為意大利笑匠Nino Taranto。在意大利西西里執教鞭的Luigi，為人忠厚戅直，亦執着於智識和信念。而故事則講述Luigi應女兒和太太的需要，從西西里搬遷到羅馬生活，暫寄住於表親籬下。可是，百物騰貴的羅馬，以Luigi教職的薪水是難以付擔。身兼前房東及候選市長的Baron則圖Luigi出城的機會，希望Luigi為他的新「藥品」在羅馬註冊，並一顯其布爾喬亞氣派，承諾事成後會支付他足以在羅馬每月的生活費，Luigi也只好肯首答應。無奈大市城生活逼人，連帶產品註冊亦難關重重。Luigi幾經辛苦越過了現代文明的籬笆，但官員眼見從這位中間人上無利可圖，便刻意諸多刁難。按捺不住的Baron，只好親自到羅馬一趟。他先找舊日的法西斯同胞，以便查找產品註冊官員Fedora。因Baron對Fedora的「殷勤款待」，最終令產品順利通過，更搭上了Fedora的妻子。事後，Baron責怪Luigi為人過於老實，並伺機反口覆舌。沒有得到生活費的Luigi還要面對女兒婚事帶來的開支，在這窘境間，他只好答應一名學生在學術比賽上讓他輕易通過，從而收取三萬里拉的賄款。結果在女兒的婚禮當天，Luigi給逮捕了。他深明犯事的後果，亦難辭其究，故甘願坐牢受刑。有關這部電影及導演Zampa的英文文獻也是寥寥無幾，縱然如Peter Bondanella所寫的那本《A History of Italian Cinema》，也只是三言兩語的提及Zampa。反而，在《Nino Rota Music, Film, and Feeling》( Richard Dyer, 2010)一書中，便有一篇文章論述該片，並且仔細談及本片的開場。電影開首以一輛行駛中的貨車尾部為視點，在打出開場字幕的同時，觀眾亦能一窺西西里的掠影。文中指出這種類近紀錄片的開場，在戰後意大利電影非常流行，例子如同為喜劇的《Totò cerca casa》。承接而來一個流暢的長鏡頭拍攝西西里的一個雕像，而旁白同步地在講述相關的人物典故。鏡頭一剪，原來那旁白來自正在教授歷史課的Luigi。這種畫外和畫內音的靈活運用，更連接起紀錄片與敍事片，兩個南轅北轍的電影世界。而Richard文中更盛讚: ”Nothing is straightforward here.” 此外，這開場還創造了兩個可代入的觀點，一是Luigi，二是他的學生。因為課堂的感覺，是冗長，還是精彩，一一交由觀眾定斷。基於紀錄片方式，本來帶點說教的意味(如propaganda)，從而更立體地突顯Luigi的形象。
不可缺的幽默
作為喜劇，本片出色的地方，莫過於對政治時弊的嘲諷以及現代文明和規則弄人的地方，以影像放大起來。如透過身為政客的Baron，本想拉攏左派投他一票，但後來拜訪法西斯舊友時，卻強顏擠出笑臉，並對在旁的Luigi說：「你也容忍了他們(法西斯)二十年，也不差在一時吧?」把好些「投機」和「圓滑」的處世態度，安放在另一個位置上，讓觀眾好好思辨。然而，對現代文明的反智愚人，也挖苦得到位。比方說，Luigi在遞交產品申請時，先後受不同部門的劃分，辦工時間的限制，以至排隊等等，凡此種種規則雖是有條不紊，卻成了造成更多不便。從影像上，以默片速度補捉Luigi東奔西走、手忙腳亂的景況，伴隨院內此起彼落的笑聲，到底我們笑是因為人物的拙形拙相，還是他所面對的環境呢？這類喜劇元素，難免會令人想起積葵‧大地(Jacques Tati)。不過，Mr. Hulot與Luigi相比之下，前者能無視任何規則所限，他猶如小孩在城市中闖蕩。
導演Zampa亦甚會以電影語言去說笑，繼開場那聲畫的圓熟運用外，於中段安排一場觀賞舞台劇的戲份，向戲裡戲外的人開了一個玩笑。首先，以中景拍下一個有關行賄的二人對話，鏡頭再慢慢拉開，原來兩人是在舞台上對話。到下一鏡，便已是席下的Luigi、Baron和Fedora夫婦四人，看劇大抵是Baron對Fedora行賄的一部份，但他卻沒料到這會是一齣如東宮西宮的舞台喜劇。整場戲便反覆剪接舞台劇的內容，和四人面面相覷的表情。《Anni facili》就是這樣一部透過幽默、跳脫的方式，而表現出睿智的喜劇。
當儒者不再困惑
雖說是喜劇，卻以悲哀的調子作結。或許作為主角的Luigi，從未在電影中，表露一絲喜悅，從西西里老家遷走，及後面對金錢的難題，終而坐牢收場。當Luigi決定答應受賄一事，便成了電影的轉捩點。當他在家提起電話，在猶豫撥號的片刻，卻多次和女兒嫁衣的送貨青年對剪，相望而無言，令影像更形強烈。
到了Luigi接受撿控時，一位已成檢察官的舊學生，因不相信這是事實，故特地前來問他有何苦衷。但Luigi婉拒答道：「我只希望我所有學生，可以記住這個老師因犯錯而受到懲罰。」同時回應了開首時的歷史課，他當時告訴學生，一位名叫Agesilao Palermo的歷史人物及其事蹟，並引用他一句話：「我樂於為自由而死。」儘管Luigi有錯在先，箇中捨身成仁之精神實是類同。教我想到雷諾亞(Jean Renoir)的《This land is mine》(吾土吾民,1943)，同樣以一名叫Albert的教師為主角，本來生性儒弱，後來卻公然指責納粹惡行。結尾時，他在班房告之學生，他破壞了一些規則，因而被補。雖換來收監下場，全體學生卻肅然起敬，振振有詞地讀出法國獨立宣言的要旨，並目送Albert被德軍帶走。
《Anni facili》的最後一幕，為Luigi押上火車到監獄去，此時，Fedora夫婦則在另一個月台，前往米蘭度假。一邊家人在含淚告別，一邊卻在帶笑歡送，以一個全景觀望兩班火車的離去作結。好人沒好報，我們當然感到不值。不過，Luigi不只是要告誡他的學生，而是要令電影成為戲外每一位的再教育。或言，以後站在對與錯的月台上，相信都不再困惑了。
後記：
1. 眼利的讀者，或會猜想導演是否無心插柳，把主角的名字改為和自己一樣的。
2. 在網上查找資料時，發現Nino Taranto除了當電影演員，也有舞台劇和廣播劇演出。他和Totò相識於微時，關係亦師亦友。
寫畢於去年9月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