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uesday, May 31, 2011

The Easy Year (1953)

一系列有關意大利電影配樂家Nino Rota為題的電影回顧,整個九月都在BFI(British Film Institute)上映。當中便包括了《八部半》、《氣蓋山河》(The Leopard)等,教影迷耳熟能詳之名作。然而,是次回顧能一再在大銀幕重溫經典外,卻造就了一個認識意式喜劇(Commedia all'italiana)的契機。

鄉村教師出城記
《Anni facili》(The Easy Year)是1953年面世的意式喜劇,由Luigi Zampa執導,而飾演主角Luigi De Francesco為意大利笑匠Nino Taranto。在意大利西西里執教鞭的Luigi,為人忠厚戅直,亦執着於智識和信念。而故事則講述Luigi應女兒和太太的需要,從西西里搬遷到羅馬生活,暫寄住於表親籬下。可是,百物騰貴的羅馬,以Luigi教職的薪水是難以付擔。身兼前房東及候選市長的Baron則圖Luigi出城的機會,希望Luigi為他的新「藥品」在羅馬註冊,並一顯其布爾喬亞氣派,承諾事成後會支付他足以在羅馬每月的生活費,Luigi也只好肯首答應。無奈大市城生活逼人,連帶產品註冊亦難關重重。Luigi幾經辛苦越過了現代文明的籬笆,但官員眼見從這位中間人上無利可圖,便刻意諸多刁難。按捺不住的Baron,只好親自到羅馬一趟。他先找舊日的法西斯同胞,以便查找產品註冊官員Fedora。因Baron對Fedora的「殷勤款待」,最終令產品順利通過,更搭上了Fedora的妻子。事後,Baron責怪Luigi為人過於老實,並伺機反口覆舌。沒有得到生活費的Luigi還要面對女兒婚事帶來的開支,在這窘境間,他只好答應一名學生在學術比賽上讓他輕易通過,從而收取三萬里拉的賄款。結果在女兒的婚禮當天,Luigi給逮捕了。他深明犯事的後果,亦難辭其究,故甘願坐牢受刑。

有關這部電影及導演Zampa的英文文獻也是寥寥無幾,縱然如Peter Bondanella所寫的那本《A History of Italian Cinema》,也只是三言兩語的提及Zampa。反而,在《Nino Rota Music, Film, and Feeling》( Richard Dyer, 2010)一書中,便有一篇文章論述該片,並且仔細談及本片的開場。電影開首以一輛行駛中的貨車尾部為視點,在打出開場字幕的同時,觀眾亦能一窺西西里的掠影。文中指出這種類近紀錄片的開場,在戰後意大利電影非常流行,例子如同為喜劇的《Totò cerca casa》。承接而來一個流暢的長鏡頭拍攝西西里的一個雕像,而旁白同步地在講述相關的人物典故。鏡頭一剪,原來那旁白來自正在教授歷史課的Luigi。這種畫外和畫內音的靈活運用,更連接起紀錄片與敍事片,兩個南轅北轍的電影世界。而Richard文中更盛讚: ”Nothing is straightforward here.” 此外,這開場還創造了兩個可代入的觀點,一是Luigi,二是他的學生。因為課堂的感覺,是冗長,還是精彩,一一交由觀眾定斷。基於紀錄片方式,本來帶點說教的意味(如propaganda),從而更立體地突顯Luigi的形象。

不可缺的幽默
作為喜劇,本片出色的地方,莫過於對政治時弊的嘲諷以及現代文明和規則弄人的地方,以影像放大起來。如透過身為政客的Baron,本想拉攏左派投他一票,但後來拜訪法西斯舊友時,卻強顏擠出笑臉,並對在旁的Luigi說:「你也容忍了他們(法西斯)二十年,也不差在一時吧?」把好些「投機」和「圓滑」的處世態度,安放在另一個位置上,讓觀眾好好思辨。然而,對現代文明的反智愚人,也挖苦得到位。比方說,Luigi在遞交產品申請時,先後受不同部門的劃分,辦工時間的限制,以至排隊等等,凡此種種規則雖是有條不紊,卻成了造成更多不便。從影像上,以默片速度補捉Luigi東奔西走、手忙腳亂的景況,伴隨院內此起彼落的笑聲,到底我們笑是因為人物的拙形拙相,還是他所面對的環境呢?這類喜劇元素,難免會令人想起積葵‧大地(Jacques Tati)。不過,Mr. Hulot與Luigi相比之下,前者能無視任何規則所限,他猶如小孩在城市中闖蕩。

導演Zampa亦甚會以電影語言去說笑,繼開場那聲畫的圓熟運用外,於中段安排一場觀賞舞台劇的戲份,向戲裡戲外的人開了一個玩笑。首先,以中景拍下一個有關行賄的二人對話,鏡頭再慢慢拉開,原來兩人是在舞台上對話。到下一鏡,便已是席下的Luigi、Baron和Fedora夫婦四人,看劇大抵是Baron對Fedora行賄的一部份,但他卻沒料到這會是一齣如東宮西宮的舞台喜劇。整場戲便反覆剪接舞台劇的內容,和四人面面相覷的表情。《Anni facili》就是這樣一部透過幽默、跳脫的方式,而表現出睿智的喜劇。

當儒者不再困惑
雖說是喜劇,卻以悲哀的調子作結。或許作為主角的Luigi,從未在電影中,表露一絲喜悅,從西西里老家遷走,及後面對金錢的難題,終而坐牢收場。當Luigi決定答應受賄一事,便成了電影的轉捩點。當他在家提起電話,在猶豫撥號的片刻,卻多次和女兒嫁衣的送貨青年對剪,相望而無言,令影像更形強烈。

到了Luigi接受撿控時,一位已成檢察官的舊學生,因不相信這是事實,故特地前來問他有何苦衷。但Luigi婉拒答道:「我只希望我所有學生,可以記住這個老師因犯錯而受到懲罰。」同時回應了開首時的歷史課,他當時告訴學生,一位名叫Agesilao Palermo的歷史人物及其事蹟,並引用他一句話:「我樂於為自由而死。」儘管Luigi有錯在先,箇中捨身成仁之精神實是類同。教我想到雷諾亞(Jean Renoir)的《This land is mine》(吾土吾民,1943),同樣以一名叫Albert的教師為主角,本來生性儒弱,後來卻公然指責納粹惡行。結尾時,他在班房告之學生,他破壞了一些規則,因而被補。雖換來收監下場,全體學生卻肅然起敬,振振有詞地讀出法國獨立宣言的要旨,並目送Albert被德軍帶走。



《Anni facili》的最後一幕,為Luigi押上火車到監獄去,此時,Fedora夫婦則在另一個月台,前往米蘭度假。一邊家人在含淚告別,一邊卻在帶笑歡送,以一個全景觀望兩班火車的離去作結。好人沒好報,我們當然感到不值。不過,Luigi不只是要告誡他的學生,而是要令電影成為戲外每一位的再教育。或言,以後站在對與錯的月台上,相信都不再困惑了。

後記:
1. 眼利的讀者,或會猜想導演是否無心插柳,把主角的名字改為和自己一樣的。
2. 在網上查找資料時,發現Nino Taranto除了當電影演員,也有舞台劇和廣播劇演出。他和Totò相識於微時,關係亦師亦友。

寫畢於去年9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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